摘要：对意义(Sinn)的更多讨论，可见Habermas und Luhmann,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hechnologie,S.25-100; Niklas Luhmann,Soziale Systeme-Grundriβ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Suhrkamp Verlag,S.92-147，本文在这里不做更多展开。 ...
人格权是人对自身的权利，存在于作为主体的自然人本身，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还需特别注意第五种立法模式，即乌克兰民法典专门设置了第二编人格权编。美国侵权法中的隐私权与中国侵权责任法中的隐私权是有区别的。
中国《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中国运动员王军霞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得了5000米女子长跑冠军，她披着五星红旗绕场一周的照片被一个商人用作了商品广告。必须说明的是，双方的分歧不在于对人格权本身的认识不同，也不在于对人格权是否重要的认识不同。如果主张学习乌克兰民法典将人格权单独设编，就一定要问：乌克兰民法典正式生效至今10多年过去了，乌克兰是不是变得更加富强了？实际情况是，乌克兰民法典颁行之后，乌克兰并没有变得更加富强，而是恰恰相反。第二，为了彰显人在社会价值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主张人格权单独设编的学者最近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理由，即《侵权责任法》不足以保护人格权。乌克兰2004年以来长期陷于社会动荡、经济崩溃、秩序混乱、民族分裂。如果说加强法治与司法的关系主要关涉到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这里则主要关系到国家和社会治理方式的重构。
文化人有一种倾向，让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治国理政中施展抱负，法律人不会轻易否定这一点，但可能会更多地强调优良传统文化在重建社会方面的作用。但相对来说，现代法治文明更具有国家意义，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中国法治不断获得进展但要走的路还很远。制定良好的法律是我们的目标，全社会一体守法也是我们的目标，法治就是要促使这两个目标达成一致。
今天，我们也有很多制度并没有体现这样的精神，像十几年前废止的收容遣送制度、刚废除不久的劳动教养制度等一样，它们在涉及公权力与私权利边界、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界线、社会组织权力与社会成员权利关系上，甚至远离了法治价值和原则。加强法治与司法的关系，必须重构行政与司法的关系，通过当前正在推进的司法体制改革，逐步形成公正权威高效的司法体制，其中包括实现行政与司法的实质性分离，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这些人物以及它们的主张及其转化的制度和实践，构成了封建君主治国理政的一个侧面，对封建官吏甚至皇帝都有约束作用。第二条意见是针对课本中出现的法律知识、事例和案例难以贴近中小学生日常生活、法律孤立于其他规范等现象，认为有必要在写给中小学生的法治教材中，将日常生活规范、学生行为规范和一些相关的社会规范与法律规范协调起来，将培育中小学生规则意识、守法观念作为中小学生法治教育的基础，将规则意识和守法观念融入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模式中，从学好、用好、尊重、遵守身边的规范，尤其要学好、用好、尊重、遵守学校的制度规范做起，为法治教育奠定一个基础。显然，依法治国不同于以法治国，以法治国的思想是我国古代法家的重要思想，这种思想也长期支配着我们的政治思维和社会意识，目前在党政官员中仍有很大市场，就是将法律制度自觉不自觉地视为和当作管理老百姓的工具，这种思想观念已经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最大障碍。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法律制度和思想也源远流长，但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思想和制度有极大的局限性，中国古代法律刑民不分、以刑为主，一谈中国封建法律就联想到惩罚和酷刑，这种严刑峻法的面孔现在仍然陈留在不少人对法律的认识里，法律给人的印象就是以制裁、惩罚呈现的严峻、冷酷的面容。
我们将法制与法治区分开来，并且强调了法治的根本所在，那么如何来进一步理解法治？我想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强调，一是良法善治。在老年法修改过程中，对如何防止啃老现象、如何促进常回家看看等内容是否写进法律有不同意见，不少人认为这都属于道德范畴，写进法律就是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这无疑有利于实现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消除由于行政与司法不分的传统导致的司法不公，提升司法公信力，维护司法公正，保证每一个案件都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确立的基本治国方略，实施这一方略带来了十几年的政治红利，法治也在党的十八大上获得了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地位。
我们经常说到的司法独立，在中国的语境中就是要求监督者独立于被监督者，审判者独立于当事人。这两个活动正在引起社会各方面对传统文化、社会核心价值观、伦理道德、家庭功能以及法治社会的讨论。
就今天的论坛主题而言，我们可以说，法治的效应是广泛的，它不仅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应当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方式。社会公共生活同样存在对制度规范的需要，对法治的需求。
总理三句话的最后一句话法定职责必须为是针对政府及其部门怠慢职责、不作为而讲的，我们期待着脸好看、事难办的状况能够尽快改观。以案说法，我们大学的治理离法治还有多远就可想而知了。非常荣幸与王蒙前辈同坛论道。我们还期待着各级政府和部门能够交出信息公开合格的答卷（第三方评估政府和部门信息公开的合格答卷不多），期待着正在展开的基层换届选举依法真实地反映选民意愿（辽宁贿选案让人们对民主选举忧心忡忡），期待着司法体制改革带来让每个司法个案能够体现公平正义的局面，……中国法治建设的课题很多，时间的关系，我把第三点心得集中在党和国家以及社会治理体系上，强调加强法治与司法的关系。一般来说，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权力制约是一条政治规律和法治原则，建立什么样的权力监督制约制度是一个更具体的问题。
依法治国、依法治权、依法治官的目的是保护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这些都是关于道德与法律关系的理论演绎和哲学思辨。
中国不可能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中国选择的治理体系和法治道路具有自身的特色。今天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法治文明，涉及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现代文明与治理现代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当代法治文明的关系，这些都是当前国家和社会转型发展的重大问题。
而法律人则认为，在法治支配的治国理政模式中，如果碰巧能够遇上深受文化熏染、心怀政治抱负的政治家，那就再好不过了。法治当然也要以法律制度为基础，但它的意义更在于突出法律制度的价值和原则，包括自由、平等、公正等现代性的制度价值和权力制约、保障权利、法律平等、正当程序等现代法治原则。
下面与大家交流的第二点心得，也是要从区分两个概念说起，就是将法治与法制区别开来，进一步强调法治的两层意义，一是良法善治，二是依法治国，其中良法善治具有基础意义，而依法治国具有关键意义。我想就今天的论坛主题，从传统制度文化、当代法治精神与治理现代化关系的角度，与大家分享一些心得。一 前不久参加教育部组织的新编中小学教材审议活动，对面向六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编写的两本《法治专册》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见，其中有两条意见我认为很重要，第一条意见是针对教材中出现的多处严峻的法律法律是严厉的等类似措辞和表述，认为教材应当在中小学生面前给出法律一个完整的面孔。在我国法制史上，尽管也有复杂的司法制度，但司法缺乏独立的地位，从总体上讲行政与司法是合体的，裁判纠纷的职能主要是由行政官员承担的，这是封建国家政权体制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更具有社会性，是重塑家庭、重构社会的重要资源，当然它对治国理政也有重大影响。三是根本没有把法院及其判决当回事，对一些高校的领导来说，法院的一纸判决不如教育行政部门低级别官员一句话。
良法的标准是反映规律、体现民意，符合宪法精神，符合社会的普遍道德，体现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诉求，贯彻公认的法律平等、权力制约、保障权利等法治原则。立法促进社会慈善和志愿服务事业发展，保护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权益已经成为当前立法的重要方向和主要内容之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是一个基本社会概念，历史上家也曾是法律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我们不能不承认，围绕治国理政展开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文明的对话，勾连传统制度文化与当代法治精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对话无疑是必要的。
二是制度系统落后，依法治校、学生主体地位的调子唱的很高，但权力制约、权利救济制度或者不足或者无效。加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也就是依法治权、治官与以德治权、治官相结合。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2014年，我们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概念，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实现由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转变。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社会治理也需要道德与法律同心协力。
我们坚持将家庭养老作为一章保留下来，主张建立国家支持家庭养老制度而不是国家和社会养老制度，家庭养老能力不足可以获得国家扶持和社会支援，但不能淡化家庭养老的责任。我与大家交流的第四点心得就是关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像这类法律，它们更多地体现了人性温情和人间温暖、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关怀。最近聂树斌案司法改判无罪被看作法治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我们创造了一系列与法治关联的新词，比如，拆迁法治、城管法治、信访法治、反腐法治等，哪里有利益冲突、哪里有官民矛盾、哪里有官员腐败，哪里就需要法治。也就是说，法治体系以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为主体，还包括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实际上还包括社会规章制度体系。
